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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22 10:30 来源:腾讯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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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根思脾气上有些急躁,但爱兵的心却很细。  此诗作于1922年底-1923年初。

她激愤之中吐了血,用“一超”的名字发表了要求脱离家庭的宣言。当时学生有本省的、有外省秘密来的革命青年,还有朝鲜学生。

    1927年12月12日,即广州起义的第二天下午两点多,一辆插着红旗的敞篷汽车驶出起义总部向大北门奔去,那里枪战正急。1924年,随共产党人李震瀛离开大连来到上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再也没有回过家。

    杨根思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战斗英雄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  1935年9月,蒋介石调集130个团向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形势非常严峻。

方志敏来不及说任何话,大手一挥,领着队伍旋即赶往大源。

  如今,上甘岭战役留在阵地上唯一的有形纪念物就是黄继光烈士纪念碑,这是根据金日成的指示建造的。

  1944年,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被选为农场副队长。他自幼家境极为贫寒,六七岁时父亲因受地主欺压,病恨交加而死。

  二人先后来到天津读书,张太雷考入的北洋大学是当时天津唯一一所大学,作为一个思想进步爱国的法科学生,他早在1918年夏天就参加过天津的爱国运动,后又发起组织进步团体“社会改造社”,并到北京参加营救被军阀政府关押的同学等。

    来源:江南时报当晚配合友邻部队攻占了东山1071高地。

  当时我们关东军和满洲国军加上警察大队共2万5千人围杨靖宇的部队,时间是1939年10月至1943年3月。

  子弹打光了,杨根思就砸坏枪支,掷向敌群,而后迅速抱起仅有的一个炸药包,拉燃导火索,冲向敌群。

  杨根思沉着冷静,一直把敌人放近到30多米距离时才命令开火。  杨将军被日寇击杀的说法,源于敌伪档案当时对杨靖宇牺牲原因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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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期】常海法师:“佛学院”何时能为自己“正名”?

同时,他还十分重视经济工作,要求各级领导深入实际,解决人民群众的衣食问题,自力更生,发展生产事业。

2019-09-22 08:33:18 凤凰佛教 常海法师

常海法师:闽南佛学院讲师(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佛学院”是近现代中国佛教界普遍采用的新式教育模式,旨在培育僧才、熔铸精英、续佛慧命、解行并重,同时也是模仿西方近现代高等教育批量生产人才的摇篮和基地。“佛学院”在近现代也为中国佛教培养了大量佛教管理、研究、弘法、布教等方面的僧才。自上世纪初杨仁山(1837—1911)居士捐出私家住宅创办祇洹精舍开始,中国佛教近现代教育正式开启“佛学院”时代,时至今日,各种类型的佛学院已经遍地开花,“佛学院”其名造成的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自相矛盾等问题日渐凸显,中国佛教界应该对此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和反思。

闽南佛学院(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佛学院”发轫滥觞:贡献和局限

自从上世纪初杨仁山居士首次发起祇洹精舍的佛教教育先河开始,继之太虚大师(公元1890——1947)即在武汉首创僧伽教育的武昌佛学院,尔后又于四川创办汉藏教理院为止,中国佛教开始逐渐意识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历史与现实的规律性、客观性、文化性和知识性。以及“采用现代全日制学院”以培养“高质量、高水平”的现代型人才的重要性、必然性、现实性和迫切性。于是,全国佛教大大小小的寺院纷纷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创办或复办了众多“大、中、小”不一的三种类型的佛学院、培训班和养正院等具有与传统佛教寺庙师徒相授、相互问难(如:临济宗四宾主中“主中宾、宾中主、宾中宾、主中中等”)的培育人才方式不同的院校。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大陆境内的“佛学院”将近36所(国家宗教局网站统计)。这些充满同质化、粗放型的佛学院,无论是从组织结构、课程设置、学制年限、教学方法等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创新性的思维、办法、模式与理念。尤其是在“佛学院”的名称上一律沿用上世纪由杨仁山居士、太虚大师等,因应时代急需而提出的“佛学院”名称,更是从台面上折射出当代佛教教育的固步自封、墨守成规与因循守旧。这从表面看来当前“佛学院”的院校名称,似乎不会存在什么实质上的问题或概念上的不妥,但是设若结合教育和学术的基本特点和内在规律,我们不难发现佛学院的名称的确存在“断句”、“名实”之间的复杂而纠结的难解问题。

四川尼众佛学院(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佛学院”之“断句”:两难困惑与模糊处境

首先,我们是先断“佛”字,后断“学院”?还是先断“佛学”,后断“院”字?

如果我们先断“佛”字;再断“学院”,那就意味着我们是在通告世人,我们的“佛学院”就是属于专门学习和教授“佛的教说、佛的戒经”的学院,佛以外的其它任何有关佛学的文献、资料、论著、注疏、历史、哲学、理论、中国化的佛教制度以及历代祖师、大德、包括菩萨在内的种种演说、著述等等,都不在“佛学院”学习和教授的内容范畴。从而造成佛与菩萨、祖师乃至历代为佛学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的佛弟子之间的重大而严峻的区隔。因为我们是“佛”的学院,而不是佛教学院、佛学学院、菩萨学院或大师学院等。

从上述分析的角度上来说,我们不难从中看出,这样的断句结果,必然造成现今“佛学院”在现实的课程设置以及教学内容上的自相矛盾,因为很多“佛学院”中开设的课程和教学内容,佛经、戒律(佛陀遗留下来的言教,只有经典和戒律)的比例只占教学内容的30%,而其中70%的课程、教材都是自古以来很多菩萨、大德的论书、著述,以及印度中国的佛教历史、普通的文史哲、外语课程等等。因此第一种为“佛学院”进行“断句”的方式,就是事实上的名不副实、郢书燕说。而且“学院”的名称虽然从某种角度上避免了将佛教教育机构降格为普通的high school,从而升级为类似于世俗的college,但是college的叫法真的符合佛教院校的自我期许吗?毕竟哪个“佛学院”不是将自己的教育机构设定为培养“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续佛慧命、光大正法”的大德高僧呢?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断定这样的“断句”方式一定会存在“名实”之间的重大逻辑漏洞和现实当中的巨大张力。

就算这样的命名未必能够削弱佛学院的影响力与知名度,但是它也一定会在三个纬度方面,形成人们绝对不想看到的结果。其一、陷入唐太宗所说过的“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的恶性循环。其二、学院的名称设定恐怕也会违背所有佛教信众心目当中的最高期望值、最大公约数。因为广大佛教四众并未预想“佛学院”培养出来的僧宝,只是成为college式的中等佛教教育结果。而是殷切的企盼圆满走出佛学院的僧宝,都能成为“宗教兼通、学修俱佳、住持三宝、嗣芳教法”的圣道栋梁。至少应该成为社会大众欣慕、艳羡的University式的人才。尽管University毕业出来的学生,只是全球高等教育系统当中的中间环节(后面还有硕士、博士、博士后)。其三、目前中国境内的部分“佛学院”已于若干年前开始启动佛学专业的研究生、博士生教育,有的“佛学院”中的研究生教育已然开展十几年了,并且培养出来的佛学专业研究生已达100多人,如果当前的佛教教育机构仍然停留在“佛学院”的称谓上,那跟事实上的硕、博教育就会形成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的尴尬局面。试想哪个世俗学院的教育机构还在原有基础教学上设有研究生、博士点?由此看来现今的中国所有定位高等佛教学府的“佛学院”已经到了应该为自己正名(重新命名)的关键时刻了。

其次,如果我们将此名称断为“佛学”院的话,我们固然能够化解佛陀的言教与弟子之间论述的对立与紧张,也能包含和融入印度部派佛教、大乘佛教、秘密佛教等后世的“如理如法、契理契机”的演绎,以及佛教中国化后的一系列丰富成果与多元成绩,同时各个“佛学院”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上也能有效的消弭,由于第一种断句给“佛学院”带来的操作上的难题,而且也能有效规避“挂羊头、卖狗肉”的货郎心理与小贩思维。但是我们可能又不得不面临第二种断句带来的或许更为难解的问题,那就是“院”字真的能够准确代表一个专门从事教育的机构或科研院所吗?特别是从事定向培养、锤炼“绍隆佛种、弘宗演教”的法门龙象、教内脊梁的佛教院校呢。

“院”字在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引申义业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过不管该字如何延伸、发展和与时俱进,我们仍然可以透过现代工具书,捕捉到“院”字具有如下完整的五义。

(1):本义:是指“围墙、院子和房屋”

(2):延伸义:现代演变成政府机构或组织,如:法院、医院、戏院、博物院等,古罗马时期尚有“元老院”;英国还有“贵族院、平民院、美国、日本还有参议院、众议院”等等。

(3):国家义:重要的国家机构有:国务院、中科院、社科院等。

(4):现代义:如医院、电影院等

(5):演义义:如美容院、妓院等

可见,“院”字不能代表一个成熟的教育机构,特别是宗教的教育组织,因为上述论证的“院”字五义当中的A、B、C三义,只是指代院墙、政府组织、国家机构,并不是确切的专指一个文化教育或宗教教育的组织结构;五义当中的D 、E二义一个是属于医疗机构、娱乐场所,一个就是属于美学范畴、寻欢场所。与文化教育、传授知识、教给技能、明德惟馨、陶镕鼓铸、百卉含英的教育系统格格不入、方枘圆凿。“院”字代表的A、D低端化的原始义、现代义,只是描述一种地理方位范围和社会服务行业,而不是必然、精准地指向社会教育、宗教教育和塑造人格的育人系统。

此外,如果我们再从佛教教育的根本目的和本质规律上讲,这样的冠名方式或名称预设,可能也不符合佛教教育的基本要求和核心宗旨,因为所有的佛教院校均是以“解行并重、定慧相资、成佛作祖、人天师表、”为终极目的。而“院”字由于是一个存在多元指向意义的复杂概念,同时又在历史当中毫无征兆的跌落成为一个普通乃至庸俗的词汇,用它来指向熔铸佛门俊杰、锤炼教界领袖、提掇后昆法子的全国佛教倾心打造的佛教院所,似乎是在不经意间就将高雅、宏博、渊深、旷古的佛教文化、佛教教育,刻意打扮成一个凡尘闲宵、娑婆世界人人皆可登堂的戏说调侃之地。

综上所述,无论我们如何来为现行的“佛学院”名称进行断句,都会造成“名实”之间的种种问题。过去二十多年的佛教教育虽然已在“佛学院”的轨道上成功的运行了下来,从可以预见的未来若干年中应该仍有某地、某寺佛教教育继续沿用“佛学院”的名称,但是若从佛教教育长远、健康、合理、高标的视角运思,为定位高等佛教学府的教育机构重新进行名实相符、表里如一的“冠名”,从而彻底杜绝笔者上述言及的相关问题真正退出历史舞台及其有效化解其所携带的历史局限性。或许正是当前中国佛教教育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台湾及邻国日本佛教教育实证:殊途同归的佛教大学

与此同时,我们不妨再把佛教教育的视野扩大一下,横向比较我们邻国的日本和我国的台湾在佛教教育机构的命名上与我国的佛教院校有着什么样的区别以及这些命名准确的佛教院所的当今状况。

台湾只是一个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小省份(与大陆特大城市相比),目前拥有的佛教教育机构不下20多所,其中最有影响力、最有知名度和最有全球性眼光,而且是以大学命名的佛教教育院所就有六所,它们分别是:华梵大学、玄奘大学、法鼓佛教学院、慈济大学、佛光大学和中华佛教研究所。以上六所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佛教院所,不但师资力量众多、支持存续的资金雄厚、每年报名参考的学子源源不断;而且它们几乎依然成为台湾选读佛学的首先院校。尽管台湾也有一些以佛学院命名的教育机构,但是由于一直存在师资的流动性大,生源极度缺乏以及诸多其它的因素,很多佛学院早已面临难以为继、无法招生、闭门歇业的窘境。虽然导致这些佛学院无法生存与继续发展下去的原因很多,但是一个不容否定的客观事实,恐怕是与“佛学院”这种冠名存在的“断句“、”名实“之间难以理清的混乱关系,以及台湾出家生源依据“佛学院”这样的名称,过低评估这些“佛学院”的质量、规模、档次、条件和科研水平。从而选择更加知名、正规和高规格的佛教大学乃至研究所,作为自己探索信仰、闻思经教、法随法行、现证佛法的理想场所。

日本是个较为发达先进的东亚国家,由于自明治维新以后没有受到较大的内部战火波及,日本的文化教育获得了长足的、持续的发展,而有关佛教的教育也相应的伴随着日本高等教育同步进化,业已成为日本高等文化教育中的重要一环和不可或缺的文明元素,更是日本人文学科领域内的一门科研显学。迄今为止日本国民和政府并未并将佛教视为或有或无、低级异端、需要遏制、阻碍进步的文化糟粕,相反,他们却在佛教思想、理论、哲学、文化、价值中挖掘、整理出了有益、促进社会进步、国家繁荣、人民安康、团结和谐的重要文化力量、思想资源和精神动能。

据不完全统计,现在日本佛教学会和研究会共有五十四个,著名佛教大学十二所,公开出版的“高水平、高质量”的佛教报纸三种,佛教学术研究刊物二十四种。培养、诞生、涌现出诸多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教授。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佛教大学、研究所和学术界开始借鉴、汲取西欧近代学术研究方法与成果,从历史学、社会学、文献学、哲学和考古学等角度,对佛教的起源、教义、经典、历史、哲学等学科进行分门别类的系统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出版、发行了大量的学术研究专著、论文。始终占据全球佛学理论、哲学、思想、义学研究的前沿阵地。

上述众多出自日本且具有国际影响力量和学术引领作用的专家、学者、教授,既不是以哪个小寺庙为主要培养力量培养出来的专业人才,更不是以哪个“佛学院”为条件、为基地、为后援、为磐石培养出来的佛教学者。因为自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虽然非常重视佛教教育的发展与建设,但是他们并没有像中国一样以“佛学院”的名称来为专门的佛教教育机构或组织冠名,而是都以University(大学)来直接命名的,有的佛教专业直接并入University的某个院系。从这个角度上讲,日本从头到尾、自始至终并未出现“佛学院”这样的佛教教育形态。“佛学院”这样的佛教教育形态只能是中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迫不得已的选择、因应时代的权宜之计,而冠名背后存在的“断句”、“名实”的之间难题,也应该成为已经发展30多年的中国佛教院校需要思考和反思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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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海法师:闽南佛学院讲师

渠村乡 绍兴县 个管委会芳园南里西区居委会 罗林 塔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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